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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商帮的历史渊源与兴衰
发布时间:2011/6/13   点击次数:10830     作者:管理员     来源:
    要说到在10大商帮中最早成形者,还轮不到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徽商、晋商等,位处江西、声名并不显赫的赣商却处于领先。

  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遂得此名。

  江右商帮最早兴于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弃农经商。到了各大商帮纷纷兴起的明朝,时人谢肇制在著作《五杂俎》中称:“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将其拿来与徽商(即新安商人)比较,可见江右商帮在明代仍占居着重要的商业地位。

  尽管在江右商帮中,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坐拥巨资,堪与王侯相比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经营着垄断行业,也不能如浙商那样成为中国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借战争之力兴起

  唐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抚州成为北方人南迁的重要定居区域。尤其是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危全讽入主抚州数十年,采取了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既完且富”的局部繁荣景象,吸引了大批中原人士竞相投奔。

  宋朝时期,经过进一步开发,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路为宋时的行政区划)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 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人,其中江西地区达201万余户、446万余人,均占1/10,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地区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 3 51年),红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随着朱元璋建都南京,其第一个设省的地区便是江西。在对全国的统一过程中,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相对而言,东南地区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由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赣商随之出现。

  在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不断需求,贸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并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张,占领了广阔的市场。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主要依靠内陆的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O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则有1000余公里,使其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右商帮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赣商借此全方位铺开,社会上也有了“无江(西)不成市”、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谚语。

  依托土特产经营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据统计: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橘,临川西瓜,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江右商帮大多以贩卖本地土特产为起点,所谓“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以其中的主体抚州商人为例,其经营的产品主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正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养。

  但在江右商帮中,并未能产生出资本实力雄厚、影响极大的商业领袖级的代表性人物。其原因是当时商业活动的主体是离开土地的流民,他们在迁徙过程中迫于生计而从事买卖,大多“小富即安,不思发展”,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大部分赣商的主业化经营并不明显,他们挟小本,收微货,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甚广。

  赣商的文化偶像

  甚少有商业野心的赣商在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却大多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这成为江右商帮的特有传统。

  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大抵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建起万寿宫以供奉之。

  古时江西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帮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敬仰那些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英雄,而生性聪颖、治病救人、为官清廉的许真君,便受到百姓的爱戴。当时有民谣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指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许真君死后,江西人民为了纪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许仙祠”,即南昌西山万寿宫的前身,受到江西人的顶礼膜拜。

  万寿宫成为江右商帮的标志和广告,也是其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是旅居外乡的江西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官员、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000多所万寿宫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建造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而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增加到清光绪年间的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小本经营的命运

  江右商帮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终走向衰落。

  谢肇制在比较徽商与赣商时遗“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寥寥数语便道破了江右商帮的基本特征。由于赣商大多出身贫寒,以借贷经商而致富,因此有了商业利润首先是偿还借贷资金,然后便是进行再投资。而其商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这就决定了抚州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强。

  由于受“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影响,江右商帮往往在竞争中丧失市场。即便如抚州的李宜民那样的大盐商,也认同“物聚必散,天道然也”的“散财”理论,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投向。

  近代以来,交通格局也发生了巨变。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而在观念的更新上,江西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江右商帮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长时期的个体、小本经营已经不能适应全国经济模式的转变,最终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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